《中山简史》作者胡波。

胡波教授就混在我们中间，因为太熟了，以至于忽略了他的重大学术价值。今天，在评论他的新作《中山简史》之前，我必须郑重地冠以他两顶学术头衔：文化学者、历史学家。

我认为，他当之无愧。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有一种不怎么正确的认识：“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自家的“和尚”怎么看怎么像受气的“小媳妇”，胡波教授就是在“外来的和尚”与本土的“婆婆”之间游弋学海的。

胡波，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博士攻读于中山大学，30多岁被中山学院评为教授，后改换门庭，相继担任中山市文联主席和中山市社科联主席。长期从事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岭南文化与香山文化、心理与历史、华侨华人史、商人与商会等学术研究。曾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著作30余部。代表作有《历史心理学》《岭南文化与孙中山》《香山买办与近代中国》《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史话》《误读的思想传统——民本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命运》《辛亥革命前后的中英经济关系》《孙中山的人格魅力》等。

还有一项研究，他自认为很有造诣，那就是性学。十年前，他就宣称对性学很有研究。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成果，我们也不便过问，大概还在研究吧？究竟怎么研究的，用什么方法研究的，我们不得而知，只盼着他的研究成果尽快面世。

除了性学，他的近代史研究，特别是香山文化和孙中山研究，在中国确实独树一帜，而且，他的研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人类文化学角度加以丈量，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即融人类史学、社会史学、自然史学、文化史学、比较史学、口述史学和心态史学于一体，创立了视野开阔、底蕴深厚、人文色彩浓重的史学研究体系。

历史学研究离不开文化视野，离开了文化视野就无所谓历史，人类的一切遗存都可用文化来概括，问题在于你的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这才是衡量一个历史学家有没有功力的标准所在。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谈到古典历史教育、文化素养培养与个人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关系时，认为：“这种传统教育颇为有益，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不会有文化沙文主义的弊端。一个受过希腊文化熏陶的西方人容易避免把西方基督教世界视为尽善尽美的错误，他在分析当代西方社会背景提出的历史问题时会求助于作为他的精神家园的希腊圣贤。”

文化视野说到底是心灵的空朗，心灵空朗的人，视野所及是长远的、宽敞的、通透的。心灵不空朗，就会平添很多遮蔽，生出许多盲点，对问题的看法自然就不深不透，不能抵达本真。特别是历史研究，恰似在时间巷道里掘进凿空，如果缺少准确的方向感，就很难到达理想的彼岸。对方向感的把握，文化素养起关键作用。

胡波出生在湖北，却长期扎根于广东，得广东丰厚的近代史资源和繁茂的近代思想之滋养，尤其受广东史学大师们的影响，他的史学研究犹如站在圣人肩膀上摘桃子，很快就著作等身了。他得感谢广东这片史学研究的肥沃土壤，仅在近百年历史中，广东就涌现出众多史学大家，如史学宗师陈寅恪、国史大师钱穆、语言史奠基人傅斯年、考古学家马衡、人类学家史录国、近代史学家冯自由、现代史学家朱谦之、经济史专家全汉升、清史专家吴宗慈、孙中山研究开拓者陈锡祺、西洋史专家罗志甫等等。还有众多思想家，如孙中山、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这些大师级的学者，都是胡波教授学术研究的人梯，有了这些人梯，胡波教授的学术研究才可能超越前人。这也是胡波教授高人一筹的地方，他善于吸收前人的营养，扬弃前人未能通达的问题，始终将自己放在高处，那是一种“会当凌绝顶”的感觉，从他的《中山简史》中可见一斑。

胡波教授的研究领域大概在广东近代史以及相关的课题，如香山文化、孙中山研究、华侨华人史等。这是广东最辉煌的一个历史阶段，仅中山就形成了名人文化、华侨文化、买办文化和商业文化等，而这些文化又与外界关系密切，因此，它的影响深远而广大，可以这样说，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当然，在这个时空中做研究，自然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广东近代，特别是在中山近代，会出现这么光彩夺目的文化现象？这个问题不能永远成为学术上的问号，作为历史学家，不仅要回答“是什么”，更要解答“为什么”，因为，“是什么”呈现的只是结果，“为什么”才是“是什么”的母体，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果关系，这就是《中山简史》面世的真正动因。

历史是一个绵延不断的时空，眼睛里有远方的人，才能称其为历史学家。因为，历史是远去的现实，是被尘埃掩埋的时空，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掘进远去的时空巷道，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历史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今人面前，这是一项意义非凡的事业。列宁曾经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文史通义”的观点，说到底就是治学与致用统一问题。后人若使自己聪明起来，就必须学习前人的经验，吸取前人的教训，让自己迈出的每一步都朝着正确的方向，这就是历史的航标作用。

历史也是一个网状时空，若想把历史的一个点搞清楚，就必须将一个历史群落搞清楚，其中就包括历史对社会对人文的影响。胡波教授显然明白这个道理，他的《中山简史》，实际上是在回答名人文化、华侨文化、买办文化、商业文化以及一系列相关历史课题的本源问题，同时也提醒人们：历史与现实并非两个世界，他们是一条河流的两个阶段。他在《中山简史》序言中，曾引述了一段马克思的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可见，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历史对现实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尤其对思想意识的影响，更是无法抗拒，它就像DNA ，一代一代，代代如斯。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要让历史成为现实茁壮成长的土壤，同时也把现实雕刻成可圈可点的历史。要做到这些，历史学家不仅要具备强劲的专业能力，还要具备哲学家的思辨头脑。也就是说，历史学家既要回答属于自己应该回答的问题，也要回答属于哲学家应该回答的问题，两者虽然面对的问题和研究的问题各有侧重，但使命是相同的，哲学家是以思想为坐标指引人类的，而历史学家则是以文史为坐标指引人类的。胡波教授的胆识就体现在这里，他不仅将自然史、社会史、人文史等揉在《中山简史》中，更将文、史、哲揉在《中山简史》中，这在史志体例上是个很大突破且难度极高，在内容上也做了大胆填充，正如他在《中山简史》的封面所言“一本书读懂千年中山”。

往事越千年，中山尚处在沧海孤岛时期，那时候的中山先民大都以渔农维持生计，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就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有一座城邦叫威尼斯，已经热热闹闹地做起了海上生意，起初与希腊人贸易，后来到马六甲，再后来到澳门、广州。胡波教授之所以在《中山简史》的开篇，先写自然地理史，目的是想接续与威尼斯、希腊、马六甲等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海商关联，回答中山为什么会出现近代人文“井喷”？理由很简单，特殊的自然地理优势造就了特殊的人文景观。

1298年，意大利热那亚王国与威尼斯共和国海战，结果威尼斯共和国大败，大批威尼斯军士被俘，被关押在热那亚监狱，在日复一日的关押日子里，为了打发寂寞时光，其中有一位战俘，每天给监友们讲述他游历东方帝国的美丽见闻，后来有个监友将其整理成《马可·波罗游记》发表，即刻轰动欧洲，由此引起了欧洲航海家和商人的注意，威尼斯商人就是从这时候开始，走出亚德里亚海，通过顿河、横琴海向恒河和西太平洋进军的。

据《一直穿越高加索和恒河》一书记载，1363年4月9日深夜，诗人及学者弗朗切斯科·波特拉克正在威尼斯海边的别墅里给朋友写信，写着写着便睡眼蒙眬。突然，他被海上的呼喊声惊醒，放眼望去——

假如你能亲眼所见，你肯定不会认为那是一艘船，而是游移在海面上的一座巨山。由于载货极重，船身很大一部分已浸入海水。这艘船向顿河方向航行，因为我们的船在黑海最远也只能驶到顿河。但是对船上很大一部分人来说，顿河不是终点。他们会下船，继续前进，一直穿越恒河和高加索，抵达印度，然后继续前往最遥远的中国和东方的大洋。

13世纪的一位阿拉伯旅行家在谈及莱茵河上的城市时说道：“这个地方在遥远的西方，却能找到一些本应只能在远东发现的香料——胡椒、姜、丁香、甘松、闭鞘姜和高良姜，这些商品在这里都有大量存货。”

可见，那时候东方与西方就有了很频繁的海上贸易。威尼斯人作为以海谋生的商人，将陆地与大海紧紧连在一起。中山同样是陆地与大海的连接者，接下来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中山简史》引述明代周玄暐《泾林续记》的记载：“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噤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另据记载，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数万人跟随，其中就有来自中山的水手和商人。

放眼世界，大凡陆地与海洋相接处，均出现了货贸云集的大都市，如欧洲的威尼斯、伦敦、汉堡、鹿特丹，美洲的纽约、旧金山，温哥华等，亚洲的香港、澳门、上海、东京等。四百多年前，香山属地澳门已经是繁华一时的商贸中心了。明代万历年间，《牡丹亭》作者汤显祖因上疏《论辅臣科臣疏》，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等朝廷重臣，结果惹怒了万历皇帝，即贬其于广东西南角的徐闻县做典史，汤显祖行至香山境内，闻听澳门商贾云集，珠光宝气，好不热闹，随即转身去了澳门，所见所闻，令他惊喜万分，即兴写下《香岙逢贾胡》：“不住田院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另有一首《听香山译者》：“占城十日过交栏，十二帆飞看溜还。握粟定留三佛国，采香长傍九州山。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尽头西海新生月，口出东林倒挂香。”诗句描写了当时的澳门船来舟往、贾胡蛮姬满街跑的繁华景象。这些景象均源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胡波教授在《中山简史》的开篇先写自然地理史，意在将中山放到海洋文明的大背景下，来叙述这方脱胎于农业文明的土地，展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高明之处。

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殊的地域文化。《中山简史》最后两章均对此做了深入阐述。简单梳理一下：从清末到1949年的一百年间，中山人醒眼看世界，下海求生存，洋为我所用，商贾天下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其中就包括华侨文化、名人文化、商贾文化和买办文化等。《中山简史》一个重大贡献还在于它进一步完善了地域文化——香山文化的内涵，特别凸显了地缘因素。过去，我们提香山文化，没有特别关注地缘因素。我认为，作为地缘因素是很重要的文化内容，它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地缘因素是独具中山特色的文化内容。明清时期，香山县令可以直接给皇帝写奏折，这是多大的特权啊！这种特权从何而来？地缘。因为香山辖内有一个特区——澳门。再者，上世纪30年代初，民国总理唐绍仪亲任中山县县长，并将中山县建成了“全国各县之模范”。这种地缘政治，其他地方有吗？因此，我说《中山简史》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地缘因素对香山文化的影响。

在香山文化中，居于灵魂地位的当属名人文化，民国时期，区区一个香山县竟涌现出上百名光耀中华的大角色，如世纪伟人孙中山、中共早期领导人杨殷、洋务派代表人物唐廷枢、民国总理唐绍仪、《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中国百货先驱马应彪、默片影后阮玲玉等等，《中山简史》对这些人物虽有叙述，但多以本土视角讲述他们与中山的关系。看得出，胡波教授旨在将这些人物点缀在《中山简史》上，形成中山大地的一片亮色。

此外，《中山简史》的语言也很有特色。胡波教授是一位语言功力相当深厚的历史学家，他几乎完全摒弃了学术语言的八股味，形成了自己灵动朴实的叙事风格。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居所。”特别是中国语言，不仅是存在的居所，而且是诗意的居所。我们的古人对语言是相当痴迷的，为了一个字，竟然捻断数根须，他们认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蒙古族学者孟驰北先生经常讲：“中国汉字有三性，工具性、本体性和诗性。”每一个汉字，都是那么优美、那么神奇、那么富有内涵。解析一个字，几乎要穷尽我们所掌握的所有知识，即便如此，还不一定解析得正确，因为，有些汉字担任着多重任务，看起来是同一个字，但意思完全不同，发音也不同；有些字不相同，发音也不同，但意思却完全相同。最奇妙的是中国字的量词，物体不同，量词就不同，这在外国人眼里简直就是迷魂阵。所以，有人形容中国汉字：“魅环宇宙载风云，力透万年尽国魂。语润民风真善美，文旋山海演红尘。”中国汉字不仅意美，形也美，以至演绎出千娇百媚的书法艺术。大诗人李白就非常崇尚草圣怀素，有诗为证：“少年圣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

古人用汉字，是以诗性的光辉照亮工具性路途的，无论是楚辞汉赋还是唐诗宋词，抑或明清小说大概如此，因而后人觉得古文很美。今天的我们，俨然成了“败家子”，守着丰富多彩雍容华贵的汉字宝库，却丢失了汉字的本体性和诗性，仅剩下可怜的工具性，甚至连工具性也没用好，满纸荒唐言，尽显八股味，有的甚至言不由衷，词不达意，这是很可悲的。

《中山简史》却刮来一股清风，它一改学术文章的套路语言，又回到古人那里，向司马迁学习，绘声绘色地讲起了故事，让故事承载道理，所谓的“文以载道”，应该如此吧！